Chiang Ching-kuo: A Quick and Deep View

本文作者在1983年創辦了臺灣史上,首度大規模的全國性民意調查與選情預測-增額立法委員選舉。這也是臺灣史上首度有大眾影響力的媒體-聯合報,探索全民對戒嚴、臺獨(當時名稱為「自決」)、中央民意機構全面改選…等敏感問題的意見。

這在還有警總監視、禁止「聚眾發言」的時代,堪稱勇敢的行為。而勇於行動的基礎原因,是觀察到了蔣經國推動開放政策的徵兆,而共同投入臺灣民主化工程。

根據本文作者這項經驗與更長的歷史觀察,蔣經國應對臺灣的建設與發展,有正面、有效、與長期的貢獻。

然而,他的效率有可能是建築在他仍保有威權優勢、實行強人政治、有准皇帝的權力。

誠心感激‧切莫再臨

即使蔣經國治國成績不錯,我個人也誠心感激他對臺灣的貢獻,如果有人提議:我們再給未來政治人物等同蔣經國的權力,我一定要盡全力反對。

因為歷史知識告訴我們:遇到好皇帝是異數,機率在百分之5、甚至百分之1以下,笨皇帝、惡皇帝才是常態。

絕對要拒絕皇帝有2大原因:

第一、人性。

蔣經國晚年放逐兒子、軍頭、權臣,儼然自宮的決策,實在是非常特殊的覺醒行為。以當時的環境而言,除了他本人,沒有任何他人可以促成這些作為。

真正常見的人性是,當權者宣稱他對:妻兒、親信所做的種種非法行為「都不知情」。

第二、朝中有老虎,一定滿街有狐狸。

威權之下必有爪牙,難免白色恐怖,發生如「自覺運動、統中會」等莫名其妙、可恨可憾的冤案。

即使這種冤案不是蔣經國本人主導,甚至或許他本人還很寬容,都不能否認他養成特務機關的事實,必須負最後的責任。

如果一個基本上被肯定為清廉的強人都如此,換一個貪腐的強人,若沒有外在強力制約的力量,會作出什麼?想之都令人不寒而慄!


菁英決策 V.S. 大眾決策

進一步深思人類行為中:決策方法與組織成長的關係。

我早已發現,大眾決策方法(如選舉)的結果經常是平庸的、反創新的,但,通常也不會闖大禍。(經常、通常,表示還是有例外,譬如希特勒的崛起。)

而菁英決策(很少人、甚至一個人)有可能產生躍進的、革命性的成果。但,一敗塗地的會很多。

所以,對天賦的、大型的組織,如國家、各級政府,從「防弊」而言,也許大眾決策是比較安全的方法。

而對自願的、有限範圍的組織,菁英決策或許在「興利」上較有機會。只是「菁英階層」到底應該多大?這才是未來須要理論建構、並加個案分析的問題。

有趣的就是學術、教育組織的決策模式應該為何?知識是可以靠投票確認的嗎?不論就歷史事實,或是Kuhn觀察到「革命性的科學只是個小社群」,真正的學術追求團體,可能是個小組織;但近代學術機構商業化、研究職業化,實體組織愈來愈大;再加上「受教育」又有天賦人權的性質,使得思考更複雜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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