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uantitative Research vs. Qualitative Research

原刊：吳統雄；民意測驗的挑戰與回應：「定量方法」對「定性方法」； 〈民意學術專刊〉；民 75 冬季號： 128-41 *﹙本項著作獲七十五年民意測驗論文獎首獎﹚

壹、民意：定量方法對定性方法

李普曼 (Lippmann, 1922) 在一個甲子以前指出：「在真實生活中沒有人會以向公眾詢問問題的方法以瞭解民意。」他有兩項理由,第一 , 民意是一個不斷在行進、改變的過程；第二，影響民意的因素太多，很難以管窺豹。因此，沒有人能問得確定而完整的民意。十餘年後，拉查斯 (Lazarsfeld et al., 1941) 便以「向公眾詢問問題的方法」立下了一項經典性的研究，以瞭解民意、分析民眾的投票選擇，以及解釋李普曼認為「看不到、聽不見、測不準」的問題。拉氏的研究方法，一般可稱為「定量方法」。

近半個世紀以來，在美國以及為美國學風所被的地區，「定量方法」似乎已經受到普遍的運用。

不過，在美國似乎視為當然的定量方法 (Rogers, 1985) 在歐陸卻始終受到挑戰，若是把社會科學視為哲學的一種延伸，則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，歐陸的社會科學思想三種主要學派 ( 黃瑞琪民 74 年 ; Apel, 1977; Thompson, 1983) 實證主義學派、詮釋現象學派以及批判學派，除了前者執著數量方法之外，後二者對以定量方法產生的觀點、思想是否周全，結論、解釋是否確實，一直抱著質疑的態度 (Adorno et al., 1976; Habermas, 1972) 。

就以當代而言，詮釋學派的學者 Ricoeur(1981, 又見 Thompson,1983) 便認為定量方法不足以區分人類的行動和意義，也不足以詮釋現象複雜的困境；而批判學派的巨匠哈伯瑪斯 (Habermas,1972; 又見廖仁義 , 民 73 年 ) 則指出，定量方法只適用自然科學，不能處理生活實踐的問題。即使是學派色彩模糊，兼治定量方法與非定量方法，且掀起「實證主義」論戰的 Popper(1962, 又見朱浤源 , 民 71 年 ) 也認為單純的定量方法欠缺演繹精神，所收集的資料不能夠反映所欲研究的問題。

在外界不斷的批判與挑戰之下，終於引起了美國研究民意以及相關社會科學學者的反省及領悟，近年來響起了以「定性方法」[1] 回應的呼聲。不過，「挑戰與回應」、「定量方法對定性方法」的本質與內容，各學者之間或有模糊的一致觀點，彼此間仍有不同著重的地方。

Glaser et al.(1967) 認為，研究只有「資料」上的差別，所以不談「定量方法對定性方法」，只談「定量資料對定性資料」 -- 前者研究可計算資料，而後者研究田野資料 ( 含觀察 ) 及文獻資料 ( 含歷史資料 ) 。

Loftlaud(1976) 卻以為，定量方法所遭遇的挑戰，只是面對照鏡子時，鏡面浮現的相對面孔，只有角度、態度的不同；他心目中的定量方法較為被動、較囿於一套收集資料的程序，而定性方法則較主動、研究者有較多自由發揮的傾向。

Denzin(1978) 把「定量方法」視為一種研究「技術」，而把「定性方法」視為一種研究「精神」，所以他主張兩者要同時進行、相輔相成，在收集數據資料時，同時要收集非語文的符號資料，共同作為分析的依據。

Christians et al.(1981) 和 Stempel et al.(1981) 均主張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根本不是互斥的兩個概念，是強調的重點不同。他們認為定性方法主要突出「二不四要」，「二不」是不排斥數字、不限於歷史研究；亦即不僅報導數字即滿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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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osco(1982) 認為，定量方法是以數據資料建立理論，而定性方法主要是研究者個人的「洞察力」分析社會中的問題。

Slack et al.(1982) 指出，定量方法託諸嚴密細謹的精神，有小心求證的效果，但容易格局過小；而定性方法具有開放活潑的精神，有大膽假設的氣魄，但有時陳意過高。

McQuail(1983) 認為定量研究適合研究社會問題中「過程效果」的命題，而定性研究才能處理社會體系中「控制與利益」的命題。

Melody et al.(1983) 暗示定量與定性其實是研究目的不同：定量方法追求操作與控制，而定性方法只是給予研究問題詮釋與建議。

Schiller(1983) 闡述定量方法宜於針對小社會系統作研究，譬如討論國際與文化的論題。

Smythe et al.(1983) 認為，定量方法的本質是研究個體行為，而定性方法的本研究群體行為，兩者只因取向不同，才發生互有批評短長之處。

最近， Rogers(1985) 嘗試歸納定量方法所接受的挑戰是：定量方法能夠解釋社會中「如何行為」的問題，而不能解決「為什麼」的問題。定量方法長於研究行動，有經驗資料支持結論；而定性方法長於研究內容，善用哲學方法充實研究境界。

在國內學界，探測民意、研究社會問題，近年似乎在聲勢上以定量方法為顯學，甚至有絕對的數量主義的傾向，在這個趨勢之中，自然不易感受到定量方法面臨了挑戰、或是方法本身有危機性，也自然更不易在如何回應方面作深入的思考。

楊國樞等 ( 民 67) 編著的專書，大致反映了當前台灣社會科學教育思潮的主流。這項著作可以看出，他們心目中的社會科學幾乎即等於實證主義學派，研究方法即只有定量方法。他們明白指出，定量方法之外的研究方法，即為科學方法與神學、哲學方法之比，亦即科學與非科學之比。

黃光國 ( 民 71) 探討定量方法移植到國內應用的情形，認為定量方法擴大了國內社會及行為科學的疆界，提升了研究的成果，是極具價值的研究工具。他的觀察固然有其事實依據，但是單向尊崇定量方法的正面功能，不免也容易使後進研究者對定量方法過度依賴，而疏於警覺到定量方法亦有所局限。

當然，近年來國內學者在談論之間，亦可聽聞到對定量方法有所不滿的評論。尤其在近年幾件大規模事件，以定量方法所作的一些民意測驗，獲致與事實極為矛盾的後果之後，國內學者對定量方法的反省亦略趨積極，只是見諸文字、深入探討的，似乎仍然不足。

汪琪 ( 民 71) 對定量方法的濫用，提出初步警告。吳統雄 ( 民 73) 對定量方法的限制，作了簡單的說明。瞿海源 ( 民 71) 檢討了定量方法在國內運用的情形，檢討的重點在技術層次而非思想本質。文崇一 ( 民 71) 也比較了定量研究和歷史研究在國內研究的效果，雖然主張不可偏廢，行文之中仍以定量方法為尊。瞿海源 ( 民 71) 對研究方法「相容性與互補性」的討論，是國內少數介述詮釋現象學方法在美國挑戰定量方法的文獻之一。另外，蕭新煌 ( 民 71) 的「對國內社會學經驗研究的初步反省」可能是國內對定量方法批判最嚴厲的文章之一，不過，他們著重的是程序與嚴謹態度，亦非一種思想方法論的批判。

從以上極粗淺的觀察中，似乎可以看出，國內對定量方法的反省可能略見遲緩。

近半世紀之前，拉查斯打破了李普曼所認為的民意不可測的預言，他們發展出來測驗民意、研究社會問題的定量方法，主導學界影響深遠；但是時至今日，李普曼的聲望又似有重燃的徵兆 ( 關紹箕 , 民 75) ，而拉氏的方法反而被批評為先有結論再找證據，是一種不足以反映事實的方法 (Chaffee et al. 1985) 。在這個定量方法遭遇挑戰與回應的關鍵時期，國內學者似可考慮對此一問題細密審思。

貳、挑戰：光譜模式與測量理論

前節所分析的中外學者意見，雖然未必能夠涵蓋所有當代學者的觀點，但或可粗見問題的輪廓，差堪提供研究者作進一步反省與啟發的參考架構。歸納學者的意見，測驗民意、研究社會問題的定量方法，已接觸到知識論、方法論上的挑戰，許多學者主張以定性方法以為回應。

然而，這一項挑戰與回應，在概念上仍有模糊之處，而定量方法本身亦非一無可取，而可對定性方法本質與內容或能有所補充。本文作者擬提出一項「光譜模式」嘗試區別定量方法與定性方法的差異；續擬提出一套「測量理論」以說明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的本質與內容，以及兩種方法在測驗民意可能面臨的異同問題。其次，再擬測如何使此一挑戰與回應的可能對立成為互補力量，以協助民意測驗與社會問題研究的發展。

一、光譜模式

在前述文獻介述中，除了少數一、兩位學者外，大致可以看出來，多數學者心目中，「定性」與「定量」研究成為兩組相對的概念。

這種「對立」，作者試圖使用「光譜模式」來說明。「光譜」有三個特性： 1. 光譜兩頭的色光是顯而易見的，譬如指出紅光和紫光有所差異，這是不辯自明的。 2. 光譜的中段，差異卻是模糊的，色光的改變是連續的，難以找到分割點的。 3. 光譜的差異應有一種最佳解釋，譬如「光波的長短不同，造成色光不同，形成連續光譜」，是可能的最佳解釋；而如果舉出「光重量不同，而造成光譜的差異」便可能是不適當的解釋。

「光譜模式」的三個特性，都可以用在「定性研究」與「定量研究」的對立上： 1. 極端的定性研究和極端的定量研究應有不辯自明的差異。 2. 定性和定量研究的中段卻是模糊的，是連續改變的，找不到明確的分割點。 3. 對於由「定性」到「定量」的變動，應有最佳解釋。前節的學者們便至少提出十六種以上的解釋，人人均想得到「光波」的解釋，但不幸的是，也可能有人得到「光重量」的解釋。

(一)五種對差異的解釋

在前節學者們的解釋中，已經提供了十分豐富的角度，各有所見，亦互有得失。若從綜合歸納，以簡馭繁的方向著手，學者們的意見又可歸納為五種主要的解釋，以說明「定性研究」和「定量研究」的差異。

1. 使用數字

定性研究法不使用數字或僅使用簡單數字；定量研究法使用數字且使用經過繁複運算的統計數字。

2. 研究資料、材料

定性研究使用的是「有、無」或列舉式的類別資料；定量研究則為可以計數的資料。

3. 研究方法(Research Methods, 即收集資料的方法)

定性研究採用文獻研究法、歷史研究法、個案研究法、參與觀察法、田野調查法；定量研究採用調查法、實驗法、準實驗法。

4. 方法論 (Methodology, 即追求知識的方法)

演繹法對歸納法；經驗論對先驗論；實證主義對哲學思考法等。

5. 知識論或產生知識的過程

定性研究根據洞察力、修養智慧、及冥想神思產生知識；定量研究則根據一套操作技術、一組必要材料、及一系列相當固定的程序以產生知識。

(二)解釋不周延之處

以上五種解釋，雖未嘗不可各成一說，但若以較嚴厲的態度審視，不免仍有遺憾之處。譬如：

1. 解釋不完整

對「定性」與「定量」研究差異完美的解釋，應當與「光波」解釋「光譜」一樣，隨著光波長短改變光色，而且光譜的兩頭有迥然的區別。以上五種解釋似乎都達不到這種境地。

以「使用數字」而論，典型的定量研究者如 Lazarsfeld et al.(1941) 的經典之作「人民的選擇」，採用的便僅是最簡單的數字：總數與百分比；而十分具有人文色彩的 Nagel(1959) 則用頗繁複的統計數據作分析研究。數字的繁簡，並不能經常說明某一研究屬定性或定量。

以「資料性質」而論，以往認為只能由定性觀念分析列舉式資料，由於近年來「對數線型分析模式」的發展，可以把列舉式資料轉化為可以運算的數據，破了某些資料不可以統計處理的看法。

再說「研究方法」。從執行研究的事實看來，各種研究法之間早已泯滅了「定性」或「定量」的界限，許多內容分析式的文獻研究，根本就是定量研究；而定量研究的準實驗法，其實就幾乎是定性研究的參與觀察法或隱性觀測法。

其次就「方法論」而言，楊國樞等 ( 民 67) 便已把歸納法、演繹法合併於定量研究中；而 Habermas 又批評反實證論的大師 Popper 在方法論的本質上仍是個定量研究者。可見方法論的差異並不全然構成定性、定量的差異。

最後就「產生知識的過程」論，恐怕很少定性研究者會同意定性研究不需要收集必要的材料，不需要一套思考程序；也恐怕很少定量研究者肯承認定量研究不需要智慧與洞察力。

2. 觀照不周全

前面介述到的學者，都是出身與遊蹤於社會科學範疇中的學者，絕大部分的學者似乎潛意識中，自然而然的把觀照限於社會科學中，所提出的解釋，似乎也無形中受限於社會科學既有的格局。

筆者以為，社會科學是科學的一部分範疇，「定性研究」和「定量研究」的差異應不僅存在於社會科學中，且存在於整個科學界中，亦即也存在於自然科學、生物科學中。如果觀照不周全，研究人員可能局限於一隅，缺少攻錯啟發，解釋問題自然可能不周全。

觀照如果不周全，就好像只看到一部分僅包含「紅光與橙光」的光譜，在辨識兩者的差異時，不但備感辛苦，而且不妥貼；如果觀照周全，如同光譜齊全，兩頭的差異便顯而亦見了。

二、測量理論

統雄數學神掌

本文作者建議由「測量理論」來解釋「定性研究」與「定量研究」的差異。如果以完全不可測量的研究為典型的定性研究，完全可以測量的研究為典型的定量研究，則定性研究到定量研究的變動，隨著可測量的程度而變動。

(一)一個測量的實例與啟示

在申論之前，嘗試先看一個具體的實例：

裕隆汽車公司在跟隨日本車型多年之後，決定要自力發展車型，於是成立了汽車設計中心。假如你是這所中心的負責人，請問你第一項要執行的研究是什麼？

世界上絕大多數傑出的工程師，以及事實上的選擇是：測量。

測量的對象是國際上各種名牌汽車，測量項目包括各輛汽車的長、寬、高，每一個平面的幅度與彼此間的比例，以瞭解外型結構和汽車輕巧省油的關係，推算出一個最佳組合，然後根據基本規則設計新造型。這種研究程序將可減少許多摸索的浪費。

但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測量的同時，一種非測量的觀察與領會也同時在進行。譬如說在汽車許多界面交會處，有些汽車採直角，有些汽車為圓弧。角或弧可能對汽車的輕巧省油並沒有影響，只是造成對「美」的不同的感受。這種美感並無法測量，只能由觀察而領會。

到了汽車藍圖定案的時候，在影響輕巧省油的結構方面，由於有測量所得的資料作依據，經過討論，可能終於形成趨於一致的見解；但對於美感的部分，可能由於各人領會不同而爭論不休，不過，最後還是會交由設計中心主任、總工程師、以及少數核心分子，作主觀的裁決。

新車一旦上市，可能由於汽車結構與美感兩方面都受到消費者的喜愛而大為成功；但也可能由於結構的錯誤，或是美感不能迎合客戶的口味而使銷售受到嚴重挫折。

從這個實例可以得四個啟示：

1. 任何研究，即使如設計汽車如此「物理」的研究亦包含定性與定量的部分。

2. 定量研究的部分是可測量的部分，如汽車的長寬高；定性研究的部分是不可測量的部分，如車體的美感。

3. 定量研究的結構較易有一致的見解，其效果可大致根據測量的謹慎與精確程度決定。

4. 定性研究的結論較無一致的見解，其效果往往依研究者個人或少數菁英成員的賭博性膽識。

(二)測量理論的可測性

本文作者所提出的「可測性」，並非一般常識中關於度量衡的可測性。上述實例，須經深入闡發。大體而言，完整的「測量理論」應考慮以下四項層面：

1. 等距可測量性

等距可測量性就是被測量物體，可以用等距度測量記錄，如長度、重量、度等是。一般的度量衡均具有等距可測量，亦即常識中的「可測性」。

2. 理論性定位可測量性

可以測量的事物其實不一定需要具體可見的事物，即如物理科學研究的事物，屬於具體事物固多，但屬於抽象 不可見者亦不少。譬如物理動力學的基本理論為：

f = ma

即力 = 質量 * 加速度

其中「力」是一項抽象 不可見的特質，但「質量」是可等距測量的事物，「加速度」亦為可以等距測量的事件，因而「力」也可以得到明確的「理論定位」，可以測量出「力」的大小，因此，對「力」的研究也仍屬定量研究。這種雖不可見，但經由「理論定位」而可以明確測量的可能，便稱為「理論定位可測性」。

相對的，假設一位傳播研究試擬一道傳播效果的理論如：

傳播效果 = 閱聽人信心 * 接受傳播頻率

「閱聽人信心」本身就是一種缺乏定位，難以測量的態度；至於「接受傳播頻率」雖是比較具體的行為，但牽涉事物也頗為駁雜，難以測量。預測變項的可測量性已低，作為效標的「傳播效果」其「理論定位」自然不明確，它的「理論定位可測量性」自然也低了。

3. 預測變項的確立

一般說來，預測變項的等距可測性愈高，效標變項的理論定位可測性也愈高。但是有時候效標變項因應的預測變項取捨不一定，也會影響到效標的理論定位，使得測量不穩定。

譬如有些醫師認為對「健康」的測量，只要測量體溫、血壓、身高、體重就夠了，測量出這四種變項的正常程度，就已經把「健康」定位，測量出「健康」的正常程度。但是，也許有些醫師認為只測量這四項還不能定位健康，還要再加測肺活量。也許還有些醫師仍不滿意，認為還再增加測量血醣量。上述體溫、血壓、身高、體重、肺活量、血醣量都是可以等距測量的變項，但對於「健康」到底該包括那些變項，醫生之間沒有一定共識，使得「健康」的理論定位不穩定，測量效果自然不周延。

我們不妨這樣說：某一效標所因應的預測變項愈固定，測量效果愈好；反之，則效果愈差。

4. 測量工具

測量需要依工具，工具的優劣直接影響測量效果。譬如在測量動力學中的「質量」時，可以用壓力秤來稱，也可以用天平秤，但壓力秤會受到重力的影響，不如使用天平秤來得精純，因此，在選擇測量工具時，仍有許多推敲的地方。

在測量某些事物時，日常生活中可能並無適當、便利的工具，需要研究者設計，甚至想像創造。例如在前述裕隆公司測量汽車的時候，生活中便沒有適當的測量尺，如果用軟皮尺因陋就簡測量，效果可能不佳，所以就需要設計一個三維向量的巨型尺座，在電腦輔助之下進行測量。

半個世紀以前，微粒子的大小是不可測量的，一個世紀以前，海底的深度也是不可測量的，它們事實上都有等距可測性，也沒有理論定位或是預測變項的問題，純粹是因為沒有測量工具。直到聲納、顯微測量工具陸續發明，它們的測量問題才迎刃而解。

從思考可測性的過程上，「測量工具」可能是最後一個因素；但執行測量的程序上，研究者卻需最先由測量工具的選擇、設計、創造入手。

(三)間接測量與虛擬量

前述一項假設的「傳播效果」理論為：

傳播效果 = 閱聽人信心 * 接受傳播

研究者進行測量的典型做法為：以態度量表測量「信心」，以使用與滿足量表測量「頻率」，每組量表包含若干項目，每個題目附有一個表尺，表尺的刻度如「相信、不相信」、「經常看電視、不常看電視」…等，測量後每一個刻度給一個分數，就成為一組測量數據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這種分數在方法學中稱為「虛擬量 (vague quantities) 」。因為，第一，「 5 」對「 4 」的差距，並無明顯證據等於「 4 」對「 3 」的差距，其間並無「等距可測性」；其次，它並無法確實分辨出某甲的「 5 」真正大於某乙的「 4 」，說不定事實上某乙的「 4 」反而大於某甲的「 5 」，因為所測的事物並無「理論定位可測性」。這種借助虛量的測量，實應稱為間接測量。

當然，有些學者會認為，少數受測事物之間的比較也許很不客觀，但是當受測樣本很多以後，根據常態分配法則，各種誤差又會彼此截長補短、修正歪曲了，而給予間接測量理論的基礎。然而，不幸的是，根據實際檢證， Bradburn(1979) 發現一般人對虛擬量到底代表多大的「量」缺乏共同的觀感； Wind et al.(1979) 發現由虛擬量構成的表尺，預測能力不夠好； Chase(1969) 、 Pepper(1974) 則根本認為這種虛無的數值不足為憑。

社會科學所研究的對象，大多數沒有「等距可測性」，所採用的測量工具，如總加量表、階式量表、語義量表等，全屬間接測量工具；所獲得的數據也均為人工化勉強而得的數字。為了估計這些間接測量工具的精確程度，逐漸發展出「信度」與「效度」的觀念來推算測量工具的精密程度。這個觀念的興起，在樂觀的方面，對於改良設計工具、架設理論定位，均有相當的貢獻；往悲觀方面想，筆者整理文獻發現，大多數的間接測量工具信度不超過 0.6 ，也就是有效的解釋力不超過三成 ( 吳統雄 , 民 74) ，可見間接測量工具距離理想的測量效果還是很遙遠。

然而，有些社會科學研究者因襲故步，缺少引起自省衝擊的機會，僅以嚴謹的態度自許，沒有體認到工具的粗糙，往往持著低效率的間接測量工具，獲得一筆不穩定的虛擬量，卻聲稱在執行典型的量化研究，這種態度是十分危險的。

參、回應：結論與建議

由「測量理論」解釋「定性研究」和「定量研究」的差異，大致可以獲得以下看法：

一、「全光譜」觀點

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的觀念，可以適用整體科學研究領域。定性到定量的變動，隨著研究對象的不可測性到可測性而變動。大致而言，物理科學研究的對象可測性較高，適用定量研究的可能較多；生物科學研究的對象，在於可測與不可測之間；而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以不可測者居多。然則，社會科學的研究，將何去何從？

二、回應之一：定量方法之修訂

從前節測量理論可知，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以不可測者為多，基本上概屬於定性研究，其中大量的研究雖以「定量」為名，在計量上都不能達到量化的標準，貌難符實。研究者在宣稱量化的時候，一定要格外謹慎。

這好比就地理位置來說，台南是在高雄之北，但就台灣地區而言仍屬南部，台南人如果對高雄人自稱是「台北人」，不免予人唐突之感。社會科學研究者如果對測量理論認識的不夠寬廣，也很可能發生類似的錯覺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民意測驗與各種社會問題調查中的訪問過程，其實很少在真正測量問題，大多數乃是掛著定量標誌，執行主觀色彩濃厚的定性研究。不過，它們依然有其積極的貢獻 -- 譬如至少指出了「台南」比「高雄」略北的事實。

未來的發展，執行者宜切認定量研究所獲致的結論，解釋力相當薄弱，正確認息也很有限，因此絕不可以其作為自己理論的唯一證據，更不可視其為堅強的證據，宜僅供參考，但求觸類旁通，逐漸累積知識，定性研究的觀點建構一個較佳的理論。同時，如果要提高這種定量研究的價值，一定要往符合測量理論的方向邁進，設計可信有效的測量工具，提高理論定性可測性。

就修正定量方法的不周之處而言，研究者似可有以下幾項回應：

1. 擴大樣本規模：定量研究的精密，與研究問題的敏感性和樣本數有關，一般而言，民意調查的問題多屬敏感問題，根據吳統雄 ( 民 73) 推算，在台北地區，起碼精密度需八百個樣本，嚴謹的精密度需三千個樣本，適中的精密度則在一千五百個左右。環視國內的一般民意測驗、調查研究，樣本數距離這個水準甚遠，實有必要擴大樣本規模。

如果定量方法在技術本身的精密度就低落，自然容易受到挑戰與質疑。

2. 強調信度與效度：前節對測量理論的探討可知，測量工需具有相當信度與效度。但當前許多民意測驗、調查研究，經常在單一的研究中，用一個問題去獲得一個概念，這種單一測量，效度可疑，信度也不可知。測驗執行者必須正視這一個觀念，改善測量技術提升信度與效度。

3. 結論與報告：定量方法基本上是一種統計「估計」的工作，一般民意測驗習慣報告「中值估計」，就是直接報告訪問到的數值，而不報告同時可以顯示誤差的「區間估值」。但有的時候，訪問的數值根本小於誤差，或是兩個數值之間的高下比較也小於誤差，遇到這種情形，民意測驗的結論一定要忠實的報告出來，這樣才能符合研究力求存真的精神。

三、回應之二：定性方法之補充

前文已分析了定量方法不可避免的缺陷，民意調查者宜有所回應，採用定性方法以補定量方法的不足。本文在此不擬累贅描述 Ricoeur 、 Habermas 、 Popper 等大師對有關定性方法闡揚的細節，僅提出以下幾項參考簡則：

1. 培養洞察力：洞察力或許憑藉幾分天賦，但也依博涵知識的激發。民意測驗與社會問題的研究者宜自我培養開放的性格，追求學習的訓練，以觸發想像力、創造力、詮釋與批判事物的能力，才能有洞察複雜社會現象的能力與結論。

2. 勤於觀察思考：研究者必須進入社會，觀察各種不可計量的現象，收集許多非語文的資料，然後與量化資料排比在一起分析。一個周全的民意研究者，不僅需能訪問問題，更需能夠思考問題。

3. 勇於反證：定量方法遇到最嚴厲的挑戰之一，就是「先有結論，後找證據」，因此 Popper(1962) 、 Ricoeur(1981) 均一再強調追求「反證」的重要性。研究者不僅要尋找資料檢證結論，更要刻意尋找有無反證；不但不可忽視相反的證據，反而要相反的角度評估所獲資料，經由自我詰難，以提高結論的精確程度。

4. 廣於比較：不宜由一項測驗、一項資料來論斷問題，而是將量化數據、觀察資料特殊個案、歷史材料、甚至文化材料共同比較，再取得一個較適切圓熟的結論。

5. 彈性而不失謹慎：極端化的定性方法，有時會失於海闊天空，或淪於過度晦澀，一個民意研究者宜於以活潑彈性自許，又需自持謹慎與品味，才能維持研究的品質。

這樣的要求，標準也許過份嚴苛，過程也許繁複，但卻是科學研究的本質 -- 社會科學中的民意研究尤其如此。 Lipmann(1922) 在探測民意的時候，雖然悲觀地指出民意有「看不到、聽不到、測不準」的特質，但同時也樂觀地補敘：「可是人類的智慧卻能幫助他看到看不到的東西、聽到聽不到的東西、估計到最鉅大與最細小的體積，計算分析到他的感知所無法把握到的一切事態。」人類的智慧補救了他感知的不足，幫助他發掘、報導和揣測。人類是在不斷學習運用智慧去瞭解大部分感知所接觸不到的世界。由於民意測驗和社會科學研究的定量方法、定性方法不斷的挑戰與回應，相互激盪提升，終於使人類更進一步實現了李普曼描述的智慧，也更進一步使人類有機會去瞭解更確實的民意。

參考書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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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[1] 『「定量方法」對「定性方法」』是美國學者習慣的用法。對歐陸學者而言，反定量方法並非即定性方法，乃又分為詮釋學派的方法和批判學派的方法。本文的重點不在研析詮釋與批判之別，只就量化、非量化作一處理，故採美國學者分法。

定量方法又稱量的研究、經驗研究、實證主義，相關術語包括： quantitative method， empirical study， positivism， administrative research…等。

定性方法又稱質的研究，相關術語至少包括： qualitative method ， les science humane ， hermeneutic phenomenology ， critical theory ， cultural study ， interpretive research …等。

在各種名詞之間或有略同、大同、甚至完全相同的地方，但因為學者師承、習慣、觀照、強調重點或是個人意識型態不同，而產生了不同的術語。本文不擬區辨那一位學者採用那一個術語，儘可能將其以博涵的概念處理。